跳至内容
西方如何驯化马克思主义:收编、改造与学术化

西方如何驯化马克思主义:收编、改造与学术化

所属专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解构西方的“沉默”:收编、改造与学术化的思想围城

引言:一个比“压制”更复杂的故事

在当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认为,西方世界出于对其颠覆性的“惧怕”,而刻意对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种系统性的“沉默”。

这种叙事描绘了一幅思想压制的图景: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体系,动用其全部力量将一个危险的、与之对立的理论驱逐出公共与学术领域。

只说“沉默”,解释不了这样一个场景:同样是葛兰西,政治活动者用他来追问人们为什么会接受一种秩序,文学课上的学生却可以用他分析一部电影。后一个用法未必错,但问题变了。

本文说的“收编”,指一种可能的结果:概念被接纳了,最初促使人提出概念的社会冲突却退出了画面。这个效果不等于大学、政府和不同学科曾经合谋。让我们分两步看:人们为什么开始研究文化?文化研究进了课程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配图

1. 历史的拐点:从革命失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演变,就必须回到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失败。从德国的斯巴达克同盟起义被镇压,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浪潮相继退去,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由经济危机引发的西欧连锁革命并未成为现实。

这一历史性的挫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更深刻地动摇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并直接催生了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

佩里·安德森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把理论研究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距离当作一个问题。政治上的挫败也给理论家出了难题:经济危机为什么没有自动转成预期中的政治变化?

配图

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聚焦于经济基础、政治结构与阶级斗争这些“硬核”议题,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几乎是系统性地将目光转向了文化、哲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这一转向的先驱人物是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和意大利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卢卡奇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深入阐发了“物化”(Reification)和异化的概念,将分析的重点从纯粹的经济剥削,转向资本主义如何渗透并扭曲人类的意识与社会关系。葛兰西则在狱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雄辩地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仅仅依赖于国家机器的暴力,更依赖于通过文化、教育和媒体等机构制造出一种被统治阶级自愿接受的“共识”。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则把注意力投向文化工业、大众传媒、消费主义和技术理性,追问文化产品怎样参与塑造大众意识。

研究文化,在这里原本就是为了回答政治问题。后来霸权、物化等概念可以离开那个现场,进入电影和文学研究,这是第二步。不能拿后来的用途,倒推葛兰西当初就准备从政治中退场。

2. 象牙塔中的雄狮: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及其后果

大学给一套理论找位置时,往往要先决定由哪门课来讲。哲学课可以讲异化,政治学课可以讲国家,文学课可以拿一首诗讨论物化。分科的长处是能细读,代价是学生不一定看得见这些问题原先怎么连在一起。

配图

这种分割的直接后果是,学生和研究者接触到的,往往是一个个被“专业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碎片,而非其作为一个整体的革命性蓝图。人们学习如何“运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分析一部电影”,或者“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解读一首诗”,却很少被引导去思考这些理论与现实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从一套旨在“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变成了一套用于“解释世界”的学术工具箱,成为众多理论“范式”或“视角”中的一种,与韦伯、涂尔干、福柯等人的理论并列,供学者们在学术市场上自由选用。

再看经济学课程。 劳动价值论在某个系里是必修课的论题、思想史的一个单元,还是压根不出现?三种答案的分量不同。要说某个时期的经济学系怎样对待马克思,至少得给出院校、年份与课纲。文学系开了文化批评课,不能反证经济系“禁止讨论地基”。

最后是研究者身份的“去政治化”。 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大学里制度化,成为一种可以带来教职、研究经费和学术声望的职业路径,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逐渐从一种政治身份转变为一种学术身份。理论探讨取代了政治组织,发表学术论文取代了发布行动纲领。这种环境自然会筛选和塑造出更适应学术游戏规则的学者,而非致力于颠覆现有秩序的革命者。

从电影研究读到葛兰西,是多开了一扇门;如果课程止于辨认作品里的“霸权”,却不再追问现实中谁在形成共识,也可能关上另一扇门。两种作用可以同时存在,不必假定背后有一个统一发号施令的人。

结论:对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能进课堂,不等于每个问题都进了课堂。要检验所谓“驯化”,不妨追踪一个概念:从什么斗争中提出,后来怎样讲授,最初的问题还在不在?

这一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具有深刻的启示。

对中国读者来说,把用于文化批评的概念移来讨论建设问题,不能指望它自动合用。它可能让我们看见新的现象,也可能遮住不合框架的事实。判断的依据应是它能否解释眼前的材料,而不是它在哪所大学流通过。

因此,要真正激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就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这条路的核心,正是“两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项艰巨卓绝的智识工程。它要求我们必须摆脱对西方学术范式的路径依赖,敢于从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新的概念、新的范畴和新的理论,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自己的道路。

配图

比起揣测谁在布置“思想围城”,我更关心一个落在自己身上的检验:拿掉借来的术语之后,我还能不能清楚说出,眼前究竟有什么问题?

本文写作中使用了 AI 辅助。文字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

最后更新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