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商品化
引言:一个时代的症候
一个妆容精致、骑马却毫无发力感的“将军”,为什么仍可能成为一部剧的卖点?若只回答“观众喜欢”,我们就漏掉了另一个买家:买下明星注意力的广告主。
本文关心的是一种特定的生意:卖的与其说是一部作品,不如说是一群已经聚集起来的观众。用商品、资本和异化的概念,可以问清楚钱在哪一步易手,也能看见单凭价格讲不清楚的情感。
一、从艺人到明星:一次性质的根本转变
1.1 职业与商品模型的区别
理解流量明星问题,首先必须厘清两个概念的本质差异:艺人与明星。
艺人是一种职业。演员演戏,歌手唱歌,其劳动的对象是作品,其价值通过作品的质量得到社会承认。在这一逻辑中,人是劳动的主体,作品是劳动的客体,市场对作品进行评价,艺人从中获得相应的社会报酬。这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一般商品生产逻辑并无本质区别——劳动创造价值,价值通过交换得以实现。
明星则是另一回事。明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将人本身商品化、变成消费模型的运作机制。演戏、唱歌、上综艺、炒绯闻,这些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这个人的魅力与人设,吸引粉丝聚集,进而将粉丝的注意力与情感投入转化为商业价值。
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明星体系中,被交易的对象不再是劳动,而是这个人本身——他的外貌、气质、人设、情感价值。作品不再为艺术服务,而是作为展示这个人的"皮套"而存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劳动使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流量明星机制将这一异化推向了新的极端:不仅劳动产品(作品)从属于资本,连劳动者(艺人)本身也成为了商品,成为了资本增殖的直接对象。
1.2 目的与手段的历史性颠倒
这一颠倒有其清晰的历史轨迹。
在市场化早期,文化产业的基本逻辑是:优质内容 → 市场认可 → 艺人获酬。艺人的收入取决于作品的市场表现,资本投入的是内容生产,回收的是内容消费的利润。这一模式的缺陷,从资本的角度看,在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你无法在作品上市之前预知其票房,也无法将优质内容标准化、批量复制。
资本对不确定性有天然的厌恶。于是,以日韩造星工厂为代表的新模式应运而生:先建立粉丝,再销售内容。通过标准化包装,制造出符合特定审美模板的"产品",在内容实际产出之前,就已建立起固定的消费群体和稳定的粘性关系。这样,资本便将文化产品生产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市场接受度——提前锁定,以平均利润取代了不确定的超额利润或亏损风险。
这是资本逻辑的典型运作:将不可控的质性创造,改造为可控的量化流程。艺术的不可复制性被视为障碍,标准化、可量产的人设产品才是理想形态。
二、资本增殖的新公式:以人为商品
2.1 马克思公式的当代变体
马克思描述资本增殖的基本公式为:
即货币购买商品,商品售出后获得包含利润的更多货币。这一公式的核心在于W——商品的性质决定了整个循环的逻辑。
在传统文化产业中,W是文化作品——电影、专辑、演出。在流量明星体系中,W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W变成了被符号化的人。
这一变化带来了一系列连锁效应:
- 生产逻辑变化:从"生产好作品"变为"塑造好人设"
- 消费对象变化:从"消费文化内容"变为"消费人的形象与情感"
- 价值来源变化:从"劳动创造价值"变为"注意力经济中的流量溢价"
- 风险结构变化:从"内容市场风险"变为"人设崩塌风险"
资本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增殖方式:直接将人格化、符号化,批量生产"可消费的人"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整套稳定的变现机制。
2.2 价格与价值的系统性背离
马克思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但价格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显著偏离价值。流量经济将这一偏离机制发展到了极致。
如果榜单被有组织的重复购买或互动推高,艺人团队就能拿名次去谈代言。但参与者花的是真钱,也未必能代表榜单之外的观众。广告主买到的,到底是接触新顾客的机会,还是既有粉丝的动员能力?两种溢价不能混算,也没有到点必然归零的周期。
三、粉丝的政治经济学:免费劳动与意识形态规训
3.1 数据女工:一种新型的劳动剥削
流量经济中最隐蔽、也最值得深入分析的现象,是粉丝劳动的无偿化。
在传统追星关系中,粉丝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购买专辑,买票看演出,消费周边。交换关系是清晰的:金钱换取文化商品。
周末给喜欢的歌投一票,跟加入排班、每天按任务维持名次,不是同一件事。后者把个人的喜爱组织成可累计、可展示的数据。当团队拿着榜单向广告主报价,粉丝和朋友一起听歌的快乐并没有消失;但那份快乐之外,确实多出了一项别人能够交易的成果。
我把后者叫作组织化的数据劳动。它可能无偿,却不能因为不领工资就等同于经典雇佣:谁布置任务,参与者能否退出,谁取得商业收入,要分别看。自愿与被利用并非必然互斥,喜欢一首歌也不自动等于替谁上班。
3.2 意识形态机器:制造虚假意识
这种无偿劳动何以可能?答案在于意识形态的运作。
借用阿尔都塞的概念,流量明星的粉圈机制构成了一种微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此处更准确地说是"意识形态资本机器")。它通过以下机制运作:
第一,制造认同。通过精心设计的"人设",让粉丝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将对明星的喜爱转化为自我身份的一部分。“我是XX的粉丝"成为一种身份标签,而非单纯的消费偏好。
第二,构建共同体幻觉。粉圈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制造出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感——“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一起保护他/她”。这种共同体感是真实的情感体验,但其组织逻辑服务于资本的利润目标。
第三,植入竞争焦虑。通过不同明星粉丝群体之间的数据竞争,持续制造危机感和紧迫感,驱动粉丝不断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与情感。
第四,制造献身快感。将无偿劳动包装成"奉献"与"爱”,使剥削关系在情感层面上获得正当性。这种机制在内在逻辑上与某些高控制性组织的运作方式高度相似——通过情感操控,使被剥削者认同并主动参与自身的剥削过程。
这里值得批评的,不是粉丝“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是组织者可能把可自由表达的喜爱,悄悄变成一份用名次交差的任务。
四、劣币驱逐良币:对整体文化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4.1 要素报酬的结构性扭曲
流量值得讨论,不只因为有些作品让人失望,还因为一项指标可能改变一部剧怎样分钱。
在健康的文化市场中,决定报酬的核心变量应当是:创作能力、表演水平、内容质量。这些是文化产品真实价值的来源,也应当是价值分配的依据。
流量经济改变了这一逻辑。当一个明星能够通过粉丝动员实现稳定的票房保障,当广告商的决策依据是粉丝数量而非内容质量,当一部影视剧的商业成功与其艺术水准可以完全脱钩——资本便会系统性地将投入从内容生产转向人设维护,从剧本、制作、演技转向明星片酬与数据运营。
结果是:创作性要素被贬值,人设性要素被高估。这是一种市场信号失灵——市场给出了错误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本和劳动力持续错误地配置。
4.2 “劣币驱逐良币”在这里是比喻
格雷欣法则讲货币在特定比价制度下的流通,不是判定文化作品好坏的经济定律。我借这个比喻,只想说明一种筛选压力:如果项目评审只认短期榜单,资金就可能从看不见的磨剧本时间,挪到看得见的榜单维护上。
这种挪动到底发生了多少,要比较具体项目的预算和选择。两段关于流量明星的评论能把问题提出来,不能替整个行业算出答案,更不能告诉观众他们的审美已经“降级”。
五、人的彻底物化:资本主义的终极逻辑
5.1 人与社会关系的货币化隔离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把原来受人尊敬而令人敬畏的一切职业的神圣光环都消散了”,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流量经济是这一论断在数字时代的生动注脚。它通过货币交换,系统性地切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联结:
- 将粉丝与明星的关系还原为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
- 将观众与作品的关系还原为注意力资源与流量价值的关系
- 将艺术创作与社会表达的关系还原为人设与变现的关系
每一次货币交换完成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就被截断一次。消费者不再需要追问:这件作品从何而来,这个人在真实地表达什么,这种文化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意涵。货币完成了隔离,交易终结了追问。
这种隔离最终导向个人主义的深化:我花了钱,我消费了,这是我的权利,与他人无关。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原子化社会,构成一条相互支撑、相互强化的逻辑链条。
5.2 资本的人格化与人的资本化
马克思有一个深刻的论断: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
在流量经济的极端形态中,这一关系的另一面同样成立:人不过是资本的载体,是增殖过程中的一个可替换节点。
明星的"人设"是资本构建的,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随时调整;明星的"作品"是资本策划的,其艺术价值从属于商业价值;明星的"粉丝关系"是资本维护的,其情感深度取决于商业效益。当这个"人"不再能有效地服务于资本增殖——因为人设崩塌、丑闻曝光、或者仅仅因为流量数据下滑——资本便会毫不犹豫地转向下一个目标。
在资本的视野中,人从来不是目的,永远只是手段。这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内在规定性,而非某些资本家个人的道德缺陷。
5.3 虚拟偶像:资本逻辑的终点预演
虚拟偶像把这笔账翻到背面:屏幕上的人设可以反复使用,看似少了真人私生活的不确定性,可下一场直播谁写台词,谁配音、动作捕捉、应付冷场?屏幕上少了一张真人的脸,不等于幕后少了人。
按马克思的术语,**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与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区分生产资料投入和购买劳动力的投入;**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讨论的是另一件事,比如设备的价值怎样分期转移。买了设备不等于不再发工资。虚拟形象可以移交或复用,持续的创作、表演和运营劳动却不能从账里抹去。
六、历史语境与中国特殊性
6.1 后发现代化的结构性张力
讨论中国的流量生意,可以先看一个具体条件:移动平台把观看、排名、购买和广告展示放在相邻的页面。制片人不必等电影下映,就能给广告主看一张互动曲线。至于哪一年、哪个平台的变化真正带动了投资转向,要用同期的投放与制作资料来判断,不能只看一位明星走红的故事。
6.2 平台垄断:流量权力的集中
消费互联网的天然垄断特征,使流量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平台之手。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中,市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一家独大——这既是平台经济的规律,也为流量资本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
垄断平台与流量经济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共生关系:
- 平台需要流量明星及其粉丝群体带来的日活数据与广告收入
- 流量资本需要平台提供的榜单、热搜、话题等注意力分配机制
- 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封闭的价值循环,将公共舆论空间变成了商业变现的场域
这一共生关系的后果是:公共信息空间的私有化。原本应当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舆论场域,被流量资本与平台资本共同占据,其议程设置权、注意力分配权,服务于商业目的而非公共价值。
七、批判与重建: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
7.1 治理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对流量经济的治理,其政治经济学依据是明确的: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负面外部性,重建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生产秩序。
流量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内在逻辑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这并无问题。问题在于,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它产生了大量未被内化的社会成本:
- 对青少年价值观的系统性误导
- 对文化创作能力的长期侵蚀
- 对公共舆论空间的商业性污染
- 对人的主体性的剥夺与异化
有效的治理,必须将这些外部成本内化,使流量资本为其造成的社会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
7.2 三个层次的治理框架
第一层:法律与监管的硬约束
法律是人类社会规范体系的最低底线。流量经济中大量的灰色地带——数据造假、合同欺诈、粉丝组织的违规动员——需要通过立法明确边界,通过执法有效震慑。
特别重要的是穿透性监管:针对垄断平台的治理,必须穿透平台与流量资本之间的多层隔离,直达背后真实的利益主体。罚款必须与营业额挂钩,必须触及资本最敏感的核心利益,方能产生真实的约束效果。
治理同时必须是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空间中的违规行为,往往对应着线下的真实责任主体。将网络治理与行政执法、刑事追诉有机联动,才能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
第二层:行业自律与规范重建
法律只能划定底线,无法规定文化的方向。行业协会、从业者团体等中间层次的自律机制,在法律约束与市场激励之间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重建行业评价体系,是这一层次治理的核心任务。必须以作品质量、创作能力、社会责任作为行业声誉的核心依据,打破流量数据对行业评价的垄断。当行业内部形成共识——真正的荣誉来自于真实的创作成就,而非数据泡沫——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才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
第三层:价值观引导与意识形态建设
我更在意的是,一个刚加入社群的孩子,能不能说“我很喜欢这部作品,但我不打榜”,而不被当成不够忠诚。比起替一代人判断他们的审美有没有变,这是一项更具体的检验。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使命,在于提供一套与资本逻辑相对抗的价值体系:人的尊严不取决于流量数据,艺术的价值不取决于商业变现,社会的联结不应被货币关系所完全中介。这不是复古与保守,而是在资本逻辑全面渗透的时代,对人的主体性的坚守与捍卫。
7.3 良性发展的可能性
需要明确的是,对流量经济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文化市场化的全面否定,更不意味着要以行政手段消灭这一经济形态。
流量经济作为数字时代文化产业的新形态,有其真实的社会需求基础——人们对娱乐的需求、对偶像的情感投射、对共同体归属的渴望,都是真实存在的人性需求。问题不在于需求本身,而在于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是否尊重人的主体性,是否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创造社会价值。
一个健康的文化市场,应当能够在以下几个维度实现平衡:
- 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平衡:市场认可应当与作品质量形成正相关
- 个人收益与社会责任的平衡:流量明星的影响力应当与其承担的社会义务相匹配
- 平台利润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垄断平台的商业行为不应以损害公共信息空间为代价
- 粉丝情感投入与理性消费的平衡:追星行为不应演变为超出个人承受能力的非理性献身
实现这种平衡,需要政府监管、市场机制、行业自律与公民文化素养的协同配合。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而非某一次集中整治所能完成的任务。
结语: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康德曾提出著名的道德命令: “无论何时,都不要仅仅将人作为手段,而永远要同时将其作为目的。”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根本上是对这一人文精神的坚守——资本将人还原为手段,将人的一切属性变成可交易的商品,这是对人的尊严的系统性剥夺。
当经纪团队把人设当作资产、把榜单当作报价单时,它看到了一个人能卖多少钱,却未必看到那个人想演什么。粉丝也一样:有人只是来听歌,有人在替一套指标干活。不要让指标替两边的人回答他们真正想做什么。
理解这一点,不是为了让我们停止欣赏美好的事物,停止对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欣赏与喜爱。而是为了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保持清醒:我们喜欢的,究竟是人的真实才华与创造,还是资本精心包装的消费幻象?我们的情感投入,究竟在滋养真实的艺术生命,还是在为某个增殖机器提供燃料?
对这些问题的清醒认知,是一切有效抵抗的起点。而建立在这种清醒之上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创作,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终关怀,也应当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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