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范畴遮蔽的现实:历史社会科学的出发点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条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满怀激情地投入一份事业,感受到的却是与机构之间一份冰冷的“甲方/乙方”合同;当一对恋人决定相守一生,拿到的却是一份强调“婚前财产登记”的法律文书——我们的婚姻,本应是同甘共苦的生命交融。然而,这一切活生生的、充满温度的关系,似乎都被一套冷静、理性的“范畴”——经济的、法律的——所重新定义和覆盖了。

我们感到的那份微妙的失落与疏离,并非无病呻吟。它指向了一个由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深刻诊断出的现代社会症候:我们的现实,正在被理论的“范畴”所层层遮蔽。
今天,就让我们化身思想的侦探,跟随意有所指的线索,揭开这层名为“理性”的神秘面纱,看看面纱之下,我们遗失了怎样一个真实的世界。
一场家庭辩论:被遗忘的“事情本身”
让我们虚构一个极端的思想实验场景,来放大这个问题的荒谬性。
想象一个家庭,丈夫是一位纯粹的经济学家,妻子是一位纯粹的法学家,两人都在各自领域登峰造极。一天,他们需要共同决定一件重要的家庭事务——比如,是否要投入一大笔钱来支持孩子的某个冷门艺术梦想。
辩论开始了。
丈夫清了清嗓子,以一贯的严谨姿态开口:“亲爱的,在我们讨论‘该不该做’以及‘怎么做’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
妻子饶有兴致地问:“什么前提性问题?”
“当然是投入产出比和成本效益分析。”丈夫的眼中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我们需要评估这笔投资的未来回报率,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名誉上的。这才是我们决策的基石。”
妻子听后,优雅地摇了摇头:“不,你搞错了。你所谓的‘前提’,根本不是最根本的。在讨论谁投入、谁受益之前,有一个真正的前提性问题需要厘清。”
“是什么?”
“当然是权利和义务。”妻子的逻辑同样坚不可摧,“我们首先要明确,作为父母,我们对孩子的培养负有哪些法律和道德上的义务?孩子又享有哪些被支持的权利?在这个权利义务框架内,我们才能讨论后续的成本与效益问题。”
于是,一场长达两小时的争论开始了。丈夫挥舞着“机会成本”、“边际效用”的利剑,妻子则构筑起“法定权利”、“契约精神”的坚盾。他们引经据典,逻辑自洽,但诡异的是,他们争论得越激烈,就离那个最初的问题越远。
那个充满爱、焦虑、希望与担忧的“家庭事务本身”——那个孩子闪着光的眼神,那份对艺术纯粹的热爱,那个家庭对未来的共同梦想——被彻底遗忘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范畴之战”——一座尚未被我们察觉的建筑,已经把这场战争的规则先写好了。
这个虚构的故事,正是我们现代社会生活的缩影。我们以为自己在讨论生活,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在讨论关于生活的“范畴”。
社会科学的“原罪”:将历史的终点定格于当下
为什么会这样?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源于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一个与生俱来的“非历史性”缺陷。
这些科学在看待它们的研究对象时,都有一种强烈的自负。它们认为,人类在走了几千年的弯路之后,终于在今天,找到了关于经济、政治、法律的唯一“合乎理性”的组织形式。
- 经济学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最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本雇佣劳动,是基于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换。之前的一切经济形态,都是非理性的蒙昧。
- 法学说:基于个人权利和契约精神的现代法律体系,是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终极理性框架。之前的一切,要么是人治,要么是神权。
- 政治学说:基于代议制和法治的现代国家,是管理复杂社会的理性范式。
因为它们是“合乎理性的”,所以它们就是“不朽的”。它们自认为是站在历史终点的科学,负责解释这个“最终形态”的完美逻辑。
这就像一位建筑评论家,他站在一座刚刚封顶的宏伟大教堂前,宣布:“人类建筑史到此终结,这就是最完美的建筑形态。” 于是,他创立了一门“大教堂学”,专门研究这座教堂的结构力学、空间布局和装饰美学,并认为此前的茅草屋、木栅栏和石垒城墙,都只是通往这座终极圣殿的幼稚尝试。

这种“非历史的”视角,恰恰是最大的不科学。它冻结了时间,否定了社会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不断自我变革的内在动力——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意味着它永远在运动,永远在自我批判,永远在酝酿着新的关系和新的可能。它不是一座已经封顶的、静止的教堂,而是一个永远在施工、甚至在不断改造和拆建的工地。
理论的“神秘主义”:当范畴成为现实的主人
当一门科学,把自己研究的、由范畴构建的理论模型,看得比脚下的现实还重要时,一种“理论的神秘主义”就诞生了。
“神秘主义”听起来很玄,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本应是工具的“范畴”,反过来成了现实的主人。
我们不再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概念去理解它,而是用一套预设好的概念框架去套现实、去格式化现实。现实中不符合这套框架的部分,要么被视为“非理性”需要纠正,要么干脆被视而不见。
想象一位医生,走到病床前还惦记着有张表没签。患者却想问:做与不做各意味着什么?我最担心的那件事有没有别的办法?这几句话里的怕与信任,同样是医患关系的“事情本身”。
收费项目记录了服务,却记不全一次谈话。知情同意也不是给医生免责:说明方案、风险和替代选择,让患者理解并自主决定,本来就是它要保障的事。真正挤压关怀的,是把“他签过字”当成“他听懂了、选好了”,然后匆匆走向下一张床。

这就是理论的神秘力量:它将事情本身中那些无法量化、充满感性的部分全部过滤掉,只留下可以被逻辑和理性操作的骨架。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事实”,其实只看到了被范畴建构过的“事实”。
终极追问:这层神秘的面纱从何而来?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理论会不约而同地走上这条“神秘主义”的道路?为什么它们热衷于用冰冷的范畴去遮蔽火热的生活?
马克思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答案:因为在理论背后的社会实践本身,就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神秘东西”——人的自我异化。

“异化”(Alienation),是理解这一切的关键。
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戳破这个概念。想象一位热爱绘画的青年,他的偶像是梵高。绘画对于他来说,是他个性的挥洒,是他生命力的延伸,是一种具体的、充满情感的创造性劳动。这是他的“类力量”——作为人类进行创造的本质力量——最真实的体现。
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一个劳动是否有价值,不由其具体性、创造性或是否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来决定。它只有一个标准:它能否带来资本的增殖?
于是,这位青年的绘画劳动,被拿到市场上进行抽象的价值衡量。如果他的画能卖出高价,能让画廊老板赚到钱,那么他就是一位成功的“艺术家”,他的劳动就是有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果他的画卖不出去,就像梵高生前一样,那么他的全部热情和才华,在经济系统看来,就不是“劳动”,而是一种无用的“个人怪癖”。

看,这就是异化:他自己充满个性的创造力(类力量),被抽象成了一个陌生的、外在的、不属于他自己的力量(资本增殖的逻辑),而这个外在的力量反过来支配、评判、甚至否定他本人。
当我们的社会实践本身就充满了这种“异化”——具体的、感性的东西被抽象的、量的逻辑所统治——那么,反映这种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自然也会充满“神秘主义”。理论上的“范畴抽象”,不过是现实中“生活异化”的一面镜子。
结语:困在“范畴大教堂”里的我们
至此,我们完成了一次诊断。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科学,就如同我们那位经济学家丈夫和法学家妻子一样,它们手持着各自的理性范畴,构建了一座宏伟而森严的“范畴大教堂”。
它们宣称这座教堂是历史的终点,是唯一理性的圣殿。我们每个人,从出生起就被戴上了一顶顶范畴的帽子——公民、消费者、劳动力、纳税人……我们在这座大教堂里生活、交往、思考,并逐渐相信,教堂的结构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
我们忘记了,在这座教堂之外,还有一个充满泥土芬芳、矛盾冲突、爱恨情仇的,由我们亲手创造又反过来塑造我们的,真实运转着的实践世界。
那么,我们注定要被囚禁在这座大教堂里吗?有没有可能砸开一扇窗,甚至一扇门,重新回到那个被遮蔽的“事情本身”?

马克思并没有在诊断完问题后转身离开。他不仅是伟大的诊断师,更是锻造钥匙的匠人。他要锻造的,是一把能够打开“范畴大教堂”之门的钥匙,引领我们走向一种全新的、能够拥抱真实世界的科学。
下一篇《走出范畴大教堂:马克思如何创立历史科学》把这把钥匙带到一份雇佣合同面前,看能不能为现实“卸妆”。
本文写作中使用了 AI 辅助。文字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